巴西財政部長安東尼奧·帕洛奇日前在倫敦表示，如果巴西繼續削減其負債累累的體系的成本，並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巴西有可能實現5%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率。但可以肯定地是，巴西不會提高至像中國那種極快的擴張速度，因為這可能危及穩定，並加劇不平等。
自2002年躲過一場金融危機之後，儘管巴西已經恢復金融穩定，但經濟增長率一直不及5%的一半。一些經濟學家甚至懷疑今年經濟增長率能否實現巴西政府4%的預期目標。他們表示，要想實現持續的高速增長，巴西需要再次削減社保體系成本，並改善商業環境，以吸引。
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目標設置，是與社會貧富協調發展的目標綜合考量下的結果。委內瑞拉《宇宙報》的報道說，截至2005年年底，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石油毛收入達到830億美元，凈利潤94億美元。2005年Pdvsa向國家財政上繳280億美元，其中包括88億美元的，131億美元的礦稅和13億美元的紅利，另外還有48億美元用於政府社會發展項目的資金。
美洲地區的石油公司國有化是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的，如Pdvsa上交的48億美元用於政府社會發展項目的資金。而中國的國有企業，談不上什麼社會發展項目的投入了。到底是在縮小貧富差距，還是在拉大貧富差距？而日前國家財政向中石化一次性高達100億的補貼，這一“昂貴妥協”的背後，無疑相當於全體納稅人出錢彌補了國內成品油與國際油價之間的差價，也與“各競爭主體平等參與競爭”這一市場經濟精神相悖。
在世界經濟中，中國近十年的高速增長的經濟表現，引起各國的注意。對於中國式的經濟增長模式，也是有褒有貶。
帕洛奇的這一番講話，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警鐘。這不禁讓人懷疑，“中國速度”是不是有依賴於低社會保障的因素？低社保，帶來的是企業利潤的增加和支出的減少，帶來的是貧富差距的分化與加大。
比如，國企改革和下崗分流，考驗工人是不是有能力謀生；教育和醫療高收費，考驗人們是不是能供得起子女上學，生不生得起病；一再高漲的房價，考驗人們有多少存款，是不是買得起房子；而股市的改革，則一再考驗投資者有多大的心理耐力。
前段時間，社會流傳的段子說：“住房改革就是讓你沒房子住，讓你把身上的血榨乾獻給銀行，就是讓你躺在手續台上任人宰割，或者有病連醫院都不敢進？教育改革就是讓全家人為一人的教育買單……”儘管言語有些誇張，但基本符合併提出這樣一個事實：改革是否能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假如改革並沒有讓絕大多數人受益，那麼公眾就會喪失積極性。也就成了吳敬璉所說的“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吳敬璉引自《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這本書）。改革剝奪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改革同樣也剝奪了貧困群體的利益，使他們復加貧窮。
媒體最近也都在討論改革的是非問題，帕洛奇的“不改革”，不是通過“削減負債累累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成本”追求“5%的可持續經濟增長率”，從而避免“加劇不平等”局面的出現，這種做法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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