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召開司處級幹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會議精神

6月16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召開司處級幹部大會,傳達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省區市和中央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精神。中組部副部長、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會上強調,要認真學習、全面貫徹好會議精神,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各項工作,確保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落到實處,確保全年任務完成。

尹蔚民指出,學習省區市和中央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精神,要深刻領會和把握中央對國際國內形勢的重要判斷,科學認清形勢,增強風險意識和憂患意識,增強戰勝各種困難的決心和信心;要深刻領會和把握中央對全局工作作出的部署和提出的要求,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決策和部署上來,緊密聯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實際,全力抓好貫徹落實。

尹蔚民強調,要立足職能職責,積極做好災后恢復重建工作。一要實施就業援助。要多措並舉、通過多種渠道統籌安排災區群眾的就業問題。指導和鼓勵各地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到災區定向招工,開展有組織的勞務輸出對接活動;在災區生產自救中由政府提供一批就業崗位;在恢復重建過程中有組織地安排大量災區勞動力。同時繼續指導各地重點技工學校積極開展對災區技工學校的培訓援助,並積極幫助實現就業。二要確保待遇發放。指導和幫助災區支付和基本醫療保險待遇,確保基本的發放。三要穩定。指導災區認真做好勞動關係的調處工作,引導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努力保持勞動關係的和諧穩定,切實保護職工的基本權益。四要提供人才支持。要根據災區對人才的實際需求,及時在公務員補充錄用、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專業技術人才和國外智力引進方面提供幫助,指導和幫助災區加大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力度。對災區吸引、培養、使用、激勵人才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五要恢復重建服務設施。在進一步摸清災區服務設施受損情況及恢復重建需求的基礎上,抓緊編製恢復重建規劃。

尹蔚民強調,要突出重點,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項工作。一要確保就業目標任務的完成。認真落實 《就業促進法》,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細化操作措施,加強和職業培訓,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進一步改善就業環境,重點做好睏難群眾就業、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及時幫助零就業家庭解決就業困難,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多吸納災區农民工,全面完成今年的目標任務。同時加強對就業形勢的分析,對失業和崗位流失情況進行監測,加強失業調控和失業預警。要以返鄉农民工和大學生為重點,加大鼓勵自主創業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創業培訓,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二要繼續做好社會保障各項工作。加強對各地工作的調度,採取有力措施做好擴面和征繳工作,提高統籌層次,增強省級調劑能力,加強基金監管,確保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特別是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特別是要切實做好做實個人賬戶、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擴大支出範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等項試點工作。三要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認真貫徹落實 《》和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發展和諧的勞動關係。探索建立職工正常增長機制,着力加強解決企業工資歷史拖欠的重點督察,推進長效機制建設。完善監察體制機制,糾正和查處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

尹蔚民還要求,要落實責任,紮實做好各項安全穩定工作。認真做好信訪工作,加強新聞宣傳工作,紮實做好各項安全保密工作,為辦好北京奧運會提供良好的氛圍。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孫寶樹主持會議,楊志明、張小建、楊士秋、王曉初、何憲、李有慰、崔會烈出席會議。部機關處以上幹部和事業單位司以上幹部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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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要求為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提供人才支持

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系統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召開的省區市和中央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精神,做好為地震災區恢復重建提供人才支持的各項工作。

通知要求,各級人事、部門要大力開展人才對口支援工作,制定人才支持專項援助計劃,建立對口支援機制,做到在災后恢復重建工作中,提前考慮人才需求,同步安排人才項目,全程提供人才服務。積極組織教育、衛生、科技、農業、文化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赴災區對口服務;分期分批選派專家到災區開展技術諮詢服務活動,幫助解決恢復重建中亟待克服的工程和技術難題;採取多種方式,為災區培訓一批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幫助災區建設統一的人力資源公共服務場所、人事考試設施、技工學校等人才服務平台。

通知指出,要及時為災區補充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依據公務員法和相關規定,做好災區補充公務員的有關工作。對於擔任科以上領導職務的人員,根據公務員調任規定,可以進行調任。根據公務員錄用規定,有關省級公務員主管部門可以為災區單獨組織考試。根據事業單位聘用制和公開招聘等有關規定,妥善做好災區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補充工作。在人員符合崗位職責任務和任職條件的情況下,公開招聘可以不進行筆試,採用面試和考察的方式進行。對災區急需的高層次專業人才,可以採用直接考察的方式進行。錄用時,對在抗震救災中表現突出的,可以予以政策傾斜。

通知要求,各級人事部門要根據災區重大項目、重要專業技術課題需要,積極組織專家為災區提供諮詢指導、技術開發、項目合作、人才培養等服務。同時積極協助聯繫海外留學人員赴災區開展為國服務活動。對涉及災后重建的引智項目給予重點支持,在經費上重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等高級專家選拔培養工作中,同等條件下,對承擔災后恢復重建任務的專家予以傾斜。在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工作站建站、博士后科研項目資助、留學人員項目資助等方面,對災區予以政策支持。抗震救災中表現突出的人員,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申報職稱。因為抗震救災影響職稱考試和評審的,要從災區實際情況出發,及時調整時間,併為考生提供良好服務,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

通知要求,要根據災區需要,加強災區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能人才和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工作。落實公務員培訓計劃,為災區舉辦人事局長培訓班、培訓管理者培訓班和民營經濟發展專題培訓班,舉辦突發事件應對、公共服務、等災后重建專題講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每年為地震災區舉辦一批專業技術人員高級研修班,在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以及其他重點繼續教育項目中,增加災區人員的名額。支持災區高技能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和技工院校重建,為受損企業在職職工開展技能提升培訓和轉業轉崗培訓,為災區普通勞動者提供技能培訓服務,並按規定落實職業培訓補貼和職業技能鑒定補貼。組織全國相關行業領域的高技能人才,為災區企業建設提供技術支持。採取辦班培訓、輸出培訓、遠程培訓等方式,為災區培養農村實用人才。

通知指出,要加強災區人才流動服務工作,暢通災后恢復重建人才服務渠道,協助恢復開展人才服務和公共就業服務工作,做好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從業人員的補充、培訓工作,組織各級人才服務機構開展面向災區的服務活動,幫助引進急需緊缺人才,為各類志願者服務災后恢復重建工作提供優質、快捷的服務。切實發揮“三支一扶”大學生在災后恢復重建中的作用,計劃實施中,在人員數量、補助標準等方面向災區予以傾斜,重點向災區選派一批急需專業的大學生。

通知指出,各級人事、勞動保障部門要把為災區提供人才支持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十分重要和緊迫的政治任務,加強組織領導,採取特殊措施,特事特辦,儘快為災區人才服務和人才隊伍建設工作開闢綠色通道。對在抗震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工作中表現突出的人員,要予以宣傳表彰和獎勵,大力弘揚抗震救災精神,為災后恢復重建和今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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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積極部署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

全國貫徹落實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電視電話會議召開后,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深入學習貫徹會議精神,對貫徹落實 《工作規劃》作出部署。

5月26日,部黨組聽取了全國貫徹落實 《工作規劃》會議情況的彙報,認真學習了賀國強同志和何勇同志的講話,研究了貫徹落實的措施。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黨組書記、部長尹蔚民強調,要把貫徹落實 《工作規劃》作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要迅速把會議文件傳達到部屬各單位,學習領會好中央精神;要結合新部組建健全組織領導,成立反腐倡廉建設領導小組;要按照落實 《工作規劃》的分工方案,做好承擔的各項工作;要制定落實 《工作規劃》的實施辦法,努力推進部機關和本系統的黨風廉政建設。5月27日,中央紀委駐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紀檢組組長、部黨組成員袁彥鵬主持召開了部屬各單位主要負責同志會議,傳達全國貫徹落實 《工作規劃》會議精神,對部屬各單位貫徹落實會議精神提出了四點要求:一是要充分認識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要性,增強貫徹落實 《工作規劃》的自覺性;二是要深入學習中央領導同志講話和中央文件精神,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要求上來;三是要認真履行職責,落實好 《工作規劃》分工方案;四是要以改革創新精神,促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系統黨風廉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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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保基金獲批投資產業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

5日從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獲悉,全國社保基金已獲得批准產業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有關負責人表示,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日前同意全國社保基金投資經發展改革委批準的產業基金和在發展改革委備案的市場化股權投資基金,總體投資比例不超過全國社保基金總資產(按成本計)的10%。

據了解,截至2007年底,全國社保基金總資產市值已超過5000億元,成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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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強化社會保障合作應對老齡化挑戰

為期3天的第三屆中歐高層圓桌會議23日在北京開幕,歐盟13個成員國的代表與中國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及部分省市代表會聚一堂,共同探討如何推進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應對老齡化和流動人口增多帶來的新挑戰。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開幕式上說,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仍然不夠完善,存在著制度不夠健全、覆蓋範圍比較窄、城鄉發展不平衡、管理基礎比較薄弱、資金支付壓力大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也將長期面對人口老齡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城鎮化加速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戰,制度建設和改革的任務十分繁重。

  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尹蔚民表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必須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指導方針,立足基本國情,尊重客觀規律,借鑒國際經驗,抓緊對城鄉各類居民的社會保障需求作出製度安排。

  歐盟駐華大使賽日·安博說,中國目前在社保領域面臨的挑戰和歐盟之前的挑戰很相似——老齡化、醫療成本上升、流動人口不斷增加。他表示,希望歐盟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能夠為中國提供一系列可藉鑒的案例和經驗,也希望歐盟方面能從中國的改革中學習經驗,推動雙方共同解決社會保障面臨的各種矛盾和挑戰。

  此次中歐會議是中國-歐盟社會保障合作項目框架下一項重要活動。這一合作項目於2006年4月1日正式啟動,為期5年,由中國政府和歐盟共同4000萬歐元,是中國政府和歐盟在社會保障領域開展的研究內容最多、投入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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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社會保障的城鄉差異有待破解

20世紀50年代,我國出台了戶籍管理制度,規定公民應當在常住地登記為常居人口,並且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居人口。這樣,常住在城鎮的居民只能在城鎮登記常居戶口,常住在農村的居民只能在農村登記常居戶口。與農村居民相比,城鎮居民在就業、等方面享受了諸多的優惠政策。本文將分析我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異及發展趨勢。

  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異

  概括起來,我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差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城鎮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項目多於農村居民。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項目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傳統困難救濟。與城鎮居民相比,除了部分試點地區的農民享受到農村社會、新型農村合作以外,其他地區的農民都沒有這兩項保險。

  城鎮居民社會保障覆蓋面大於農村居民。2004年,全國在職職工為10576萬人,離退休(職)職工為4675萬人,兩者合計15251萬人,其中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為16353萬人,佔所有職工的107%;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職工為12404萬人,佔所有職工的81%;參加的職工為10584萬人,佔在職職工的100%;有2205萬城鎮居民領取最低生活補貼,有120萬人獲得了城鎮傳統社會救濟。與此同時,全國農村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為5382萬人,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為8040萬人,領取農村居民最低生活補貼的農民為488萬人,有1402萬農村居民獲得農村社會救濟。我們以參加社會保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來說明城鄉居民社會保障覆蓋面的差異,除了傳統救濟項目以外,城鎮居民的其他6項社會保障覆蓋面均遠高於農村居民。部分地區為農民工建立了和醫療保險,但參保率不高。有研究表明:外出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比率為15%,參加醫療保險的比率為10%。

  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標準高於農村居民。從社會保險來看,城鎮居民繳納保費的水平遠高於農村居民。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均繳費額是人均繳費額的52.6倍,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均繳費額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均繳費額的18倍~31倍。從城鄉居民實際領取的社會保障資金看,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遠高於農村居民。從絕對數看,2004年城鎮離退休職工人均領取為9270元,而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人均領取的養老金僅為492元,前者是後者的18.8倍,這個比例遠高於城鄉居民收入比和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農村居民的2倍。

  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層次高於農村居民。綜合前面的分析,我們還可以得出城鄉居民社會保障的另一個差異,即城鎮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具有層次性,而農村居民享受的各類社會保障則處於同一低水平上。部分地區的農村居民雖然也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是保障程度相當低,養老保險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救濟一樣,同屬於最低層次的生存保障。

  城鄉居民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

  建國以來,有關社會保障改革的重大實踐多發生在城鎮,要判斷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發展趨勢,必須先了解和分析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發展過程及趨勢。

  我國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始於1951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前的勞動保險與當前的社會保險存在三個主要區別:一是勞動保險是一項綜合性制度,通過綜合性制度安排解決職工的養老、醫療、工傷和生育問題,而社會保險卻區分不同險種,不同險種資金不可以統籌;二是勞動保險繳費率低,大概為3%左右,而社會保險的綜合繳費率高達40.8%,;三是勞動保險不需要個人繳費,實行現收現付制,而社會保險需要企業和個人共同繳費。

  從勞動保險過渡到“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險,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能否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即如何確保社會保障與企業競爭力間的平衡,社會保障如何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北京大學的陳平教授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自損國力的短視國策。長期研究社會保障問題的高書生先生認為: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遠不如原來的勞動保險制度科學、合理;我國社會保障的重點在於防範老年貧困,社會保險項目以設養老和醫療兩項為宜,並實行項目捆綁參加;不設立個人賬戶,實行全國統籌、現收現付。總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受其經濟實力的製約,我國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搞不起全面的社會保障,而只能實行局部重點保障。

  改革開放前,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基本沒有社會保障。改革開放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央和地方財力的不斷增長,部分地區開始農村居民社會保障試點,主要包括三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10多年的經驗證明,農民參保的積極性不高,參保人數從高峰期的8000多萬人,下降到2004年的5000多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資金的籌集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適當扶持。這種以個人繳費為主的保險制度設計,與農民的個人儲蓄基本沒有區別,再加上多數地區集體經濟薄弱,參保農民從集體獲得補貼的數量有限。其次,保障水平低。低繳費意味低保障,過低的保障水平影響了農民參保積極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製度初始設計時就面臨兩難選擇,繳費太高,農民和集體不願意參加;繳費太低,保障水平低,農民也不願意。(2)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始於1994年,到2004年全國受益於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為488萬,人均領取低保金370元。到2006年中央要求在全國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衛生部於2003年開始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以家庭為單位參加,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農民個人分別繳納一定費用形成基金,對農民進行大病保險。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將仍然以家庭成員的互保為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失敗的經驗也表明,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對參加低水平的保障沒有積極性。為此,要在財力允許的範圍內,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

  當前,要逐步提高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除了在全國建立針對所有農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外,還應該針對特定農村居民群體,為他們建立最為急迫的社會保障,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比如,為城鄉結合部完全失地農民建立與城鎮居民基本一致的社會保障;將進城農民工強制性地納入工傷保險範圍,以降低工傷意外給他們帶來的風險;將農村獨生子女戶作為一個特定群體,納入社會養老保險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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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政下撥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補助資金37.8億元

從財政部獲悉,為應對成品油等價格調整對城鄉低保家庭基本生活的影響,中央財政20日晚間再次宣布下撥補助資金37.8億元,其中城市低保為18.5億元,農村低保為19.3億元。

財政部表示,從今年7月1日起城市低保對象將按每人每月15元、農村低保對象每人每月10元提高補助水平。本次補助資金的下撥將有助於進一步安排好城鄉低保對象基本生活。

經國務院批准,從2008年6月20日起,國內成品油價格每噸調高1000元。為有效緩解成品油調價對部分困難群眾和社會公益性行業的增支壓力,中央財政已於成品油價格調整當日緊急撥付補貼資金198億元,對漁業、林業、城市公交、農村道路客運、城市出租車和種糧農民給予補貼。

截至目前,中央財政共下達2008年城鄉低保補助資金36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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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開展社保基金專項治理工作

近日,安徽省六安市政府辦公室印發了《關於成立市基金專項治理領導小組的通知》和《六安市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實施方案》,對該市開展社保基金專項治理工作進行了安排和部署。

領導小組由市政府領導,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市地稅局、市監察局、市政府糾風辦、市審計局、市衛生局、人民銀行六安中心支行等部門組成,市政府副市長陸秀宗同志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這次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從今年7月分開始,到2009年底前結束,一年半時間。治理的範圍主要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包括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生育保險基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

治理的重點是糾正基金征繳、支付和管理中存在的違規違紀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不依法審核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不及時征繳社會保險費;收入不按規定入賬,隱瞞、轉移社會保險收入,以及自行制定征繳優惠政策,造成社會保險費應收未收的問題。二是不嚴格社會保險基金支付政策,擅自擴大使用範圍;不按規定及時、足額支付社會保險,或管理失職,致使群眾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按規定及時結算醫療費用,影響基金的使用效益;貪污、截留、擠占、挪用社會保險基金,採取欺詐手法套取、騙取社會保險基金的問題。三是不按規定開設銀行賬戶、傳遞票據、划轉資金和進行會計核算,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與財政專戶帳帳不符,個人賬戶不按規定記錄,基金不按規定歸集的問題。四是不按規定存儲結餘基金,不執行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基金利率政策,或違規造成基金損失;歷史遺留的擠占挪用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基金安全缺乏保障的問題。

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是中紀委十七屆二次全會、全國糾風工作會議和省紀委三次全會以及全省糾風工作會議部署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進一步加強社保基金監管的重要措施,是對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維護。實施方案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充分認識社保基金安全的重要性和開展專項治理的必要性,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組織實施,使專項治理工作真正取得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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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法》難解當事人困惑 社保費糾紛陷法律怪圈

  “《社會保險法》仍然沒有解答出我的困惑。”近日,山東政法學院民商法專家潘志玉遺憾地對經濟導報記者說,今年他代理的一起關於欠繳社保費的案子目前陷入了怪圈,而從10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社會保險法》中,他仍未找到答案。

  《社會保險法》明文規定,“個人與所在發生社會保險爭議的,可以依法申請調解、,提起訴訟”,“單位侵害個人社會保險權益的,個人也可以要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或者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依法處理。”

  “規定還是太模糊。”潘志玉說,實際上,在《社會保險法》通過以前,他代理的這起案件就已經經歷了從仲裁到法院,再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最後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又推給法院和仲裁委的過程。

  法院的“拒絕”

  濟南市民劉先生原是某局下屬單位的職工,2002年1月到該單位就職,去年4月該單位告知將與他。近日在接受導報記者採訪時,他告訴導報記者,他不屬於單位在編人員,單位一直未與他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也一直未為其繳納社保費。

  在他離職后,曾要求單位補繳2002年1月至去年4月的社保費,但單位未同意。今年3月31日,他向濟南市申請仲裁。該仲裁委員會於今年4月30日作出了仲裁裁決,認為劉與原單位存在事實上的,要求上述單位為劉補繳2002年1月至去年4月期間的社保費。

  仲裁裁決雖然支持劉的請求,但後來事情的發展卻讓劉感到很意外。劉的原單位拒絕履行仲裁裁決書。不過,依據法律規定,劉還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該裁決,因此,今年5月中旬,劉向濟南市歷下區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但在約5個月後,法院裁定不予執行,理由是“社會保險爭議不屬於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訴訟範圍”。

  潘志玉認為,法院的不予執行裁定有違法律規定。依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發生法律效力的裁決書,一方當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請執行。“受理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執行。”他表示,法院只需要按照規定執行裁決,法律並未明確授予法院審查裁決內容的權力。

  在不予執行裁定中,法院認為依據我國有關規定,劉的情形應當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反映,《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明確,“繳費單位逾期拒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滯納金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申請人民法院依法強制征繳。”

  回到“原點”

  法院下達不予執行裁定之後,劉和潘便寄希望於向勞動保障部門反映。《社會保險法》明確,用人單位不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

  但實際上,勞動保障監察部門也未能解決劉的難題。潘告訴導報記者,勞動保障部門有關人士告訴他,首先劉的單位屬於事業單位,事業單位招聘的職工是否應當繳納社保費,目前省里還沒有統一規定,況且劉未與原單位簽訂勞動合同。

  但潘表示,劉並非原單位的在編職工,非事業編製人員,單位應當繳納社保費。劉在接受導報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在其離職以前,單位曾有幾名職工離開,單位均給補繳了社保費。

  更關鍵的是,上述勞動保障部門人士指出,《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應當通過勞動爭議處理程序解決的事項或者已經按照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申請調解、仲裁或者已經提起訴訟的事項,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當告知投訴人依照勞動爭議處理或者訴訟的程序辦理。”

  “這樣,從仲裁到法院執行,再到勞動保障部門,最後轉回到仲裁、執行程序,陷入了一個怪圈。”潘志玉說。

  癥結:不屬於勞動爭議

  讓潘志玉費解的是,同樣是因社保費引發的爭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將其作為勞動爭議予以受理並且作出裁決,但是,如果一方不服該裁決向法院起訴,法院卻又說此類糾紛不屬於勞動爭議。

  2008年施行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明確規定了5項勞動爭議範圍,其中第四項為“因、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發生的爭議”。

  但實際上,因企業欠繳職工費用而引發的爭議性質,司法實踐中曾經長期存在爭議。潘告訴導報記者,濟南市中院2005年曾印發《全市法院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座談會會議紀要》,其中明確,“對於用人單位沒有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的,雖屬於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發生的勞動爭議,但因實際困難,目前暫不受理為宜。”

  今年9月,最高院雖然公布了《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規定“勞動者以用人單位未為其辦理社會保險手續,且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其無法享受社會保險待遇為由,要求用人單位賠償損失而發生爭議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但仍未明確將欠繳社保費的情形納入勞動爭議範圍,上述規定主要指向的是因社保糾紛“賠償損失而發生爭議”的內容。

  “執行難不能成為否認此類案件勞動爭議性質的理由。如果因為補繳數額難以計算或者擔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不予配合,法院就排除此類案件的管轄,實際是在推脫責任。司法本應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而現在法院的做法有違‘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潘對導報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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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法:政府責任仍需健全

  備受關注的法於近日由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作為一項事關基本民生的重大制度安排,社會保險法在重視公民社會保險權益並使公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同時,也把許多深層次問題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其中,政府在社會保險法中究竟應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政府的職責等敏感問題,是社會保險法不可迴避的實質問題。

  政府承擔社會保險責任是世界共識

  社會保險強調責任分擔,勞、資、政三方共同參與並按比例分擔一定責任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通行規則。政府在社會保險中事實上承擔著財政支持、行政監督和公共服務等三種主要責任。其中:政府的財政責任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僱主為其工作人員參加社會保險承擔繳費義務;二是作為政府採取補貼社會保險支出或者分擔社會保險繳費,以及提供管理及運行經費等方式來承擔公共財政惠及全民的責任。從國際範圍來看,據官方數據显示:以2006年性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例為例,挪威為52.25%,瑞典為44.14%,法國為39.39%,德國為39.17%,英國為27.40%,日本為25.65%,美國為20.55%,我國僅為10.87%。在建設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以城帶鄉、以工哺農等執政理念的指導下,強化政府對以社會保險為支柱的社會保障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社會保險法有關政府責任的規定與不足

  目前,我國理論界比較認可及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政府補貼社會保險支出(即“托底政策”)。社會保險法對“托底政策”採取了保留態度。相關規定包括:1.國家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險資金。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對社會保險事業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持。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由和個人繳費以及政府補貼等組成。2.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出現支付不足時,政府給予補貼。3.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實行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相結合。4.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個人繳費部分,由政府給予補貼。

  但我們應當看到,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歷史階段性和價值取向決定了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托底政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法明確政府分擔社會保險繳費的比例責任。另外,政府還應當積極關注非正規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險問題。非正規就業是我國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的重要就業形式,我國非正規就業人員主要由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人員構成。非正規就業人員在社會保險方面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養老保險新政策實施后,參保人員繳費負擔加重,斷保的風險可能加大。按照國務院[2005]38號文件《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統一參保繳費政策后,多數地區除費率有所提高外,繳費基數也大幅上升,加大了參保人員負擔。如何解決大量非正規就業人員在制度轉換過程中的社會保險問題,是政府面臨的又一現實問題。

  社會保險法健全政府責任的路徑選擇

  就社會保險制度建設與社會保險立法而言,我們認為,政府既要激勵有能力的非正規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強制用人單位切實履行繳費義務,也要容忍無確定僱主又無繳費能力的低收入非正規就業者不參加社會保險,他們的基本保障問題應由國家普遍性的非繳費型福利制度來“兜底”解決。關於這一點,社會保險法既有突破,也存不足。突破之處在於社會保險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的國家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社會保險事業。不足之處在於社會保險法忽略了以單向性給付為特質的社會救助制度對社會保險的必要補充作用以及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制度如何銜接等重要問題。

  同時,政府應切實解決好制度轉軌過程中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各種新問題。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和改革成本的分擔問題,實際上是新舊兩種模式轉換中的問題。自建國以來到改革前的社會保險制度,其顯著特徵是社會保險基金無積累、保險項目無統籌和保險與個人繳費無關聯。在新的社會保險統籌制度下,用人單位將原來由自己承擔的對勞動者的社會保險責任通過繳費義務交還給社會。從表面上看,這種從“單位辦社會”到“社會辦保險”的轉化似乎對勞動者沒有什麼影響,但從整個制度成本的角度來看,用人單位履行繳費義務,僅僅是對處於勞動階段的勞動者在改革后的基金積累。從勞動者個人權利的正當性來看,勞動者在改革前的沒有社會保險基金積累的勞動年限在改革后必須得到承認,這就必然產生由誰來承擔這種新舊制度轉換而導致的改革成本的問題。同時,按照的規定以及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正逐步納入社會保險統籌體系,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險與統籌也被提上議程,他們都面臨與國有企業中老年職工養老保險類似的問題。如果社會保險法無視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化,無視制度轉軌過程中大量的社會成本,或者武斷地將改革形成的成本加諸於現在的繳費主體,簡單奉行“以支定收”的原則,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失去最起碼的公平與正義。

  關鍵問題是,這些改革的成本由誰來承擔呢?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必須成為改革成本的消化者。道理非常簡單:在我國長期奉行的“先建設,后享受”的發展理念的指導下,“低、低消費”模式使勞動者創造的財富過多地由國家取走,主要被用於經濟領域的與發展。勞動者的工資中,除了本人及其供養的家庭人口基本生存需要之外,再也無法承載社會保險的繳費義務,用人單位應當用於勞動者社會保險基金積累的費用,也被國家以建設和發展的名義取走。因此,國家才是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利益相對人,國家承擔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成本,是理所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保險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前,視同繳費年限期間應當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由政府承擔。”它雖然體現了政府對社會保險事業的支持和政府對新舊制度轉軌所形成的改革成本的關注,但是,這種支持和關注仍然是不夠的。有兩個問題需要社會保險法徹底解決:一是政府對中老年職工的歷史欠賬應當作出明確的測量與合理的承擔責任規劃;二是加大對事業單位職工、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等群體的社會保險統籌的制度化建設。(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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